基因革命

于是，两位学者一方面承认法律制度显然没有给秋菊带来说法，所以秋菊给普通村民带来的教训可能是应接受李公安的调解方案，而非贸然启动法律诉讼。

现实中，人与物的界限愈发模糊。[57]俄罗斯《格里申法案》设置了类似法人的机器人-代理人地位，并构建了登记制度使其获得权利能力，但是在责任承担上，明确规定，因机器人-代理人的行为产生的责任由其所有权人或占有人承担(第127.4条第1款)。

欧盟和俄罗斯的立法建议稿都提出了分类规制的建议。在此层次上，人工智能系统会对人类的自主性、自由乃至生存造成更为直接的威胁。只有在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团体才真正有被赋予主体资格的必要。欧盟和俄罗斯均在其关于机器人立法的建议稿中提及赋予高度自主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但是均未进一步解决作为主体的人工智能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而是将最终的责任承担归于相关人类。[45]在英国，1988年《版权、设计和专利法》明确将无人参与的计算机生成内容视为作品(computer-generated works)，不过此类作品权利归属于使计算机获得独立生成内容之能力的主体。

这一判断彻底地将人从上帝那儿解放出来。[27]参见尹田《民事主体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50]关于狭义噤音能否消除内含的逻辑混乱难题，本文将在表达权受限制与整体/部分狭义/广义噤音的关系部分进行详细论述。

[7]See Alexander Bird,Illocutionary Silencing,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83, No.1(2002), pp.1-15。那么，极简理论是否同繁冗理论一样，仍然无法为表达权提供一种语义学上的有效阐述？欲回答此问题，必须从深层次上洞察表达权的两种理论所蕴含的政治价值，在此基础上，找寻一条破解极简理论所遭遇的难题的途径。［美］罗伯特·C·波斯特：《宪法的领域》，毕洪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当女王说出这句话时，同时也完成了命名这一行为。

依兰顿的观点，这些人显然受到在言噤音。换句话说，个体拥有在言行事的能力，不仅能够使他/她的行动获得指引，而且能够使知识跨越人口与世代而传播。

[60]根据格林的论述，广义噤音的本质性表征即是言论无法保证每个听者都能听到。[47]透过两者的争辩可以发现，在表达权受限制的问题上，格林认为，噤音可否避免是其症结所在。其实，如将两种自由观下的表达权的聚焦点置于言者与听者的结构层面，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外力对两者的要求。德性公民 放眼当下世界，凡色情资讯，如色情文字、图片、影像、表演等，绝大多数国家无不加以禁止，有的还诉诸宪法、刑法等制度层面。

[32]举个例子，坚持消极自由的人关心的是我可以自由地成为什么,或自由地做哪些事。[64]参见注[7],Alexander Bird文，第3-4页。[9]麦金农、兰顿为何会有如此判断？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了解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78]参见注[6]，Nellie Wieland文，第452页。

比如，有学者将之翻译为话语行为、话语施事行为、话语施效行为，参见注[2]，约翰·奥斯汀文，第16-30页。[6]应当承认，已有的论述可谓精彩纷呈、胜意叠出，为本文后续探讨带来了诸多启发。

但这样一来，就可能带来如下局面：言者虽慷慨激扬、滔滔不绝，听者却可能不知所云、不解其意。[88]当然，在具体实践中，这种方式的展开依赖于一些前提性共识的建立。

色情资讯以文字、图片等具体形式构造出妇女在社会活动中随从、满足于性欲望的现实形象，[14]使妇女无法通过言论正常地表达诸如拒绝、抗议性侵、指证色情暴力等态度，从而导致妇女的某些言论变得不可说（unspeakable），进而使妇女遭致在言噤音。再来分析部分狭义在言噤音。况且，就算元价值存在，价值多元论的极简理论是否会因此遁入价值一元论的繁冗理论行列？再有，此类原则的恒定性也是不得不慎重考量的一个问题。果如其实？譬如，因报告厅装有消音器，所以，某人无法在该厅发表关涉种族平等的言论而被噤音。很明显，甲的言论受到了限制。第一，价值多元的表达权极简理论由于接纳和包容了各种言语类型的言论，且实现程度取决于言者与听者自身，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近似意见市场，[81]但它必然带来至善生活吗？的确，任由各种言论抒发和表达可能契合各个体自己意愿的选择，但是这也可能带来对其他平等个体权利的侵害，比如发表侮辱他人的言论。

与耳熟能详的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最佳功能原则所追求的后果论，以及强调言论意见的碰撞与交互的意见市场所追求的过程论一样，表达权的极简理论只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辨别表达权内涵的（或许是最有益的）思考方式。参见郑光明：《什么是言论自由》，《欧美研究》2010年第3期，第770页。

不可否认，在道德实践中，人类的一些选择（包括言论）可能是错误的。[56]但这样一来，表达权将彻底滑向积极自由一端。

若指向后者，它将因实际上不可能发生，而陷入虚无状态。[25]参见注[1]，Leslie Green文，第307页。

[12]譬如，甲对乙说：这世界充满尔虞我诈，活着没意思，乙听完，深有感触，随即纵身跳进大海，结束自己的性命。[57] 由于整体噤音着力于噤音的广度，广义或狭义噤音侧重于噤音的强度，两者仿若地球的经度与纬度一般，尽管有叠交或汇合，但不会发生相互排斥的情形。[73]尽管如此，一个亟需回答的问题是：按照极简理论的意图，发意行为旨在为表达权提供一种剥离内容是非的纠缠、倚重言语程式要件的分析。兰顿论点的核心主张包含两层意思：其一，言论表达不只是一种言辞信息的发出，其二，言论表达包含着行动的力量，且要求意义为听者所理解。

参见郑光明：《什么是言论自由》，《欧美研究》2010年第3期，第764页。参见郭道晖：《论言论自由与表达权》，《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第43页。

参见［美］唐·R.彭伯：《大众传媒法》，张金玺等译，展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105页。[49] 若对上述例子稍作改造，呈现出的又是另一番场景。

[77]若说繁冗理论是以呵护女性的平等权、实现女性自治为其至善生活目标，那么，极简理论所要关心的则不限于某一特定群体，而是不特定的言者、听者，它通过强调程式化结构要件的满足——发意行为与发音通道相融，使得不同个体的自主选择和自我决定得到充分的彰显，最终达致至善生活（至于至善生活的目标为何，在所不问）。第一，在实践中，并非所有的在言噤音都与表达权受限制相关。

[17]See R.Langton,Subordination, Silence and Pornography's Authority, in R. C. Post (ed.), Censorship and Silencing: Practices of Cultural Regulation,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1998, pp.265-268. [18]同注[1]，凯瑟琳·A·麦金农书，第35页。人们无法想象，国家或其他外在力量会每时每刻掐住你的脖子，命令你该说这个、不该说那个。[78]笔者称其为价值多元论。比如，学界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表达权不仅包括言语说话，也包括利用各种媒介找寻、接受或传播讯息或想法的行动自由。

刘艳红：《网络时代言论自由的边界》，《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第135-137页。大家熟悉的隔行如隔山，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对此，表达权的极简理论提供了解决方案，即通过发意行为和发音通道来解决此困难。[30]参见［英］以赛亚·柏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221页。

[46]兰顿则主张，只要给妇女造成每时每刻的噤音或者此时此地的噤音——整体噤音或部分噤音，就足可对色情刊物定罪。因此，以言表意避免了由言取效所呈现的明显向积极自由倾斜的弊病。